洪晃、章含之
不料，这场与外交部的房产纠葛，竟持续了整整两年的光阴。
史家胡同51号产权属外交部所有。自2008年母亲不幸仙逝后，他们便产生了收回这座宅邸的意向，并责令我搬出。尽管我承诺搬迁，但我坚持要求外交部承担该房屋三十年的维修责任。到了2009年，外交部将我告上了法庭。在诉讼过程中，我提出了索赔诉求，但遗憾的是，我手中并无任何证据来支撑我的主张。
当时，我仅明白，法院受政府管辖，原告亦同，这场诉讼我预知必败。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案件竟然一拖就是两年。最终，法院指定评估机构确定了总计维修费用为八十万元，这笔费用由外交部负责支付。至此，我与外交部的诉讼终于画上了句号。
母亲常言，51号院在她的年代已然画上了句号，而我自幼便步出了那片院落，与它渐行渐远，瓜葛稀疏。此话并非虚言，我与史家胡同51号，仿佛是两条平行线，未曾有交集。故此，当诉讼的尘埃最终落下，我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一句感慨：“史家胡同51号，终归还于外交部之手，我也从此摆脱了国内的特权阶层。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51号院曾是我们家的私享领地，但这样的特权与我的个人价值观并不相契合。就我个人而言，那段依赖特权的日子并不值得我自豪。对于那片特权之地，我并无太多的眷恋。对我而言，51号院最珍贵的遗产，便是那些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洪晃、洪君彦、章含之
踏出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仅需短短数步，便可踏入史家胡同的深处。若沿着胡同向西漫步约一公里，宏伟的故宫宫殿便映入眼帘；若向南行走一公里，则可步入繁华的长安街，感受其喧嚣与活力。
在这片土地的鼎盛时期，遍布着超过八十座四合院，它们孕育了众多显赫一时的官员与杰出人才，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
往昔，胡同两旁连绵不绝的四合院已消失殆尽。在胡同西端，位于马路南侧的院落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正在崛起中的高楼。从远处便可听到工地上此起彼伏的敲打声。一栋被绿色防尘网覆盖的大厦已拔地而起十几层，其高度还在不断攀升，究竟会达到何种高度，目前尚属未知。
坐落于马路北侧，自西向东依次排列，59号地块曾是史可法祠堂的遗址，如今已转变为史家胡同小学的校园；53号，昔日为清朝权势显赫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一家雅致的宾馆；55号，其雄伟的外墙之下，居住着荣毅仁的公子、曾一度荣登首富宝座的荣智健；至于51号，那里便是我的住所，门前那扇鲜红的大门格外引人瞩目。
我的过年回忆在此。
幼时，每逢佳节来临，那便是一段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时光。当时，物资尚且稀缺，我们紧握着那有限的购物本，跟随大人的脚步，小心翼翼地挑选几斤花生，几斤瓜子。每家分到的份额有限，因此我们在采购时都格外小心谨慎。购买过程中，我们随身携带自备的网兜，并在其内再套上塑料口袋。回家的路上，我们紧紧抱着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生怕有任何一颗不慎掉落。
章士钊一家
在我外公（章士钊）在世的那些年里，过年之际，最有趣的活动莫过于躲藏在他那把太师椅之后，观察每一位前来拜年的访客。那些面孔，各式各样，历历在目。其中有一位长者，他的形象如同电影中的地主，身着宽大的马褂，外罩一件厚实的棉背心，头顶一顶瓜皮帽。不知为何，这位老先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得知，他竟是一位学者，却在“文革”期间遭遇不幸，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至死。
在那个动荡的“文革”岁月，史家胡同51号变身为一处生机勃勃的聚集地，成了众多人心中的避风港。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父亲家的亲朋好友。比如，我那位才华横溢的小叔叔，他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面对学校的武斗混乱，他选择隐居于此，与我外公促膝长谈，同时为我娓娓道来一个个关于小人国的奇妙故事。
那是一个六岁的夏夜，大人们破例允许我陪伴他们熬夜。于是，我坚持让小叔叔整晚为我讲述故事，直到他因过度疲惫而沉沉入睡。不久后，小叔叔被调派至遥远的贵州。身为老三届的大学毕业生，尽管我们想方设法阻拦，终究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因为他是国家的宝贵人才，必须服从国家的分配。那天，他离别的时刻，天空阴沉得仿佛在为他哀伤。他背着那军用绿书包，父亲陪伴在他身旁，不时轻拍他的肩膀，给予他温暖而慰藉的话语。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步行至北京火车站，送别这位即将踏上新征途的亲人。
洪晃、洪君彦、章含之
夜幕缓缓降临，喧嚣的人声逐渐稀落，新年愈发透露出一种孤寂与凄清。正是在那个1970年的新年边缘，我的外婆离我们远行。自她离世之后，我便被送入了寄宿学校，家中仅剩下外公孤独的身影。到了1973年，外公也追随外婆的脚步离世。那年的九月，我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途，而史家胡同51号院，自此以后，便成了乔部长的住所。
往昔春节时分，51号院重又披上了往日的繁华盛装，那热闹的场景宛如我儿时记忆中那般鲜明。前来拜年的亲友们络绎于途，几乎要踏破门槛。在那个年代，尚未涌现出大款与企业家，部长一职因此显得格外显赫。相较之下，今日提及北京的部长，似乎用箩筐即可轻易装满。
然而，在那段我未曾亲历的时光里，1977年的夏日，我有幸短暂地回到了故乡度假，得以瞥见史家胡同51号昔日的热闹风光。我家隔壁的55号，则是外交部员工的宿舍。记得有一次，我归家途中，一位阿姨忽然从院落里走出，她手里提着一篮鲜红的苹果，径直向我走来，坚持要赠送给我。她一边说着：“请代我向你妈妈问好，也向乔部长致意！”
乔冠华和章含之
然而，转眼间未满一年，我便在51号度过了人生中最凄凉的一次春节。那是在1977年，“四人帮”覆灭的时期，乔冠华部长不幸被撤销职务，他和我的母亲都受到了隔离审查。母亲被关押在外交部大楼内的一间储藏室，而乔冠华则被安排在史家胡同后院的一个由12人组成的学习小组。自那以后，我这个曾经身为高干子弟的儿子，在瞬间沦为“四人帮”残余势力的亲属。
春节之际，我重返了北京。外交部并未向我下达前往探望父亲的指令，反而在史家胡同的前院，特意腾出了司机居住的房间，让我暂居，并期望我能够趁机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他们纷纷与我交谈，询问我是否知晓他们所犯的错误。我坦诚自己并不知情，这绝非我有意顶撞，亦非我刻意表现出所谓的“斗争精神”。那时的我，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美国少年，除了将那些大人比作美国电影中那些欺凌他人的恶霸，对其他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询问的态度逐渐变得无礼。不久，他们甚至将外公的印章、烟斗以及一些字画，我母亲的相机和录音机直接摆在我面前，语气强硬地宣称：“这些物品已被我们没收。”时至今日，这些物品仍未被返还。而这一切不幸的遭遇，正是在1978年的腊月二十九日发生的。
“无论如何，都是过年，我想为乔部长准备些丰盛的菜肴。”
洪晃
手握着精心列好的购物清单，我急匆匆地赶往东单菜市场，那里正迎来营业日的尾声。尽管时间紧迫，我还是幸运地购得了所需的虾。踏入家门，却见那大红门紧闭。我使劲按下门铃，却只有寂静回应。我提高音量，大声呼喊，依旧无人应声。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或许在除夕之夜成了卖火柴的女孩，孤独地被困在门扉之外，可能面临着寒冷的夜晚。恐惧瞬间笼罩心头，我坐在门槛上，泪水夺眶而出。幸好，是邻居杜大妈注意到了我的哭泣，她将我扶起，带我回到了她的家中，让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温馨的除夕之夜。
也是在那晚，杜大妈携同家人向我娓娓道来，提及乔冠华担任部长时，51号门前拜年者的络绎不绝，“人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超过了你外公在世时的情景！”她不胜感慨地说，“那段繁华的岁月，你却无缘亲眼见证。”
随着春节的欢声笑语渐渐消散，我心中悄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或许我应该亲自去寻访父亲，或者搬到杜大妈家中暂住，亦或是去投靠朋友。行李打包完毕，我迈出51号院落，心中早已没有了回头的念头。走在胡同里，苹果阿姨又一次与我相遇，她目光如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口中唾沫飞溅，语气凶狠地斥责道：“四人帮的走狗！”
我的惊讶之感，自半年前她将苹果轻轻放入我手中的那一刻起，便始终如一。时光荏苒，我日渐成熟，开始深入体会中国政治的深奥精髓。
“母亲已然返家，乔伯伯亦在此等候。佳节将近，您还是速速归去为宜。”
“你是哪位？”我带着好奇询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小组的伙伴，以前就注意到了她。如今，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得知这一消息，我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延后了两天，心中满是纠结。不久后，那位阿姨又来了，催问我的归期，她提到你妈妈非常担心，她以为我是因为不想承认她，甚至想和她断绝关系。听完这番话，我立刻急匆匆地回到了家。
在1979年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再次欢聚于史家胡同51号。那一年，喜气洋洋的氛围弥漫四周。恰逢母亲重获新生，全家人齐心协力，决定共同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舅舅一家莅临寒舍，带着我的表兄和表妹一同前来。为了驱散外交部学习班所带来的不吉利气息，我们特意购置了大批鞭炮。然而，那些孩子们对于物品的价值毫无概念，竟然将一枚体积硕大的玻璃盘当成了鞭炮的燃放容器。不料火花不慎溅入，瞬间引发了一场爆炸，盘内的鞭炮和盘子都化为碎片。
那一年的盛夏，大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未曾对我们有过责备之词。后来我们才得知，那竟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赠予我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先生的珍贵礼物——一件精美的水晶艺术品。
乔冠华、基辛格及妻
自母亲重获自由，我在51号寓所只度过了两年时光，便自费出国深造，这一别便长达五年。正当我即将步入大学毕业之际，乔冠华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传来，母亲并未将此事告知于我，直至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我急忙拿起电话拨向51号，然而无人接听，我心中不禁忧虑，担心母亲因过度悲伤而遭遇不测。事后得知，母亲曾南下至朋友家中暂居，51号于她而言，已成为一段不愿回首的伤心之地。
三载前，春节的脚步渐近之际，母亲不幸离世。在亲友的扶持下，我踏上了前往海南的征途，意图在那不平凡的春节中寻找慰藉。起初，我执意要将母亲的骨灰带在身边，但终究还是被朋友们善意地劝阻。那一年，51号院中只剩下母亲孤独的身影相伴。
晚年章含之
那年的春节尚未落幕，正月十五的钟声还未在耳边悠扬，外交部的使者已踏着白雪，翩然而至。
在那场会面中，三位贵宾莅临现场：一位是姓沈的处长，另一位则是那位眼镜后透出坦率目光的青年，而第三位则仿佛一位忠诚的保镖。他们的专业风范显而易见，行事作风既严谨又高效，即便未索取饮水，也仅用十分钟便将事由阐述完毕。我随即表明立场：只要出示房产证，并支付合理的维修赔偿，我便答应搬迁。
很快，一封来自外交部的正式公函摆在了我的案头。信中明确指出：洪晃女士，经过反复协商，我们正式要求您务必在指定月份的某日前，将该房产腾空。我们将收回此物业，而关于您所提出的补偿问题，待您搬离后，我们将另行进行讨论。
我亦迅速回信，对此搬迁提议表示赞同，同时明确指出补偿问题必须在搬迁前得到妥善解决。不久，他们再次发送了一份通知，内容与前次如出一辙，我并未给予它任何关注。直至第三封通知翩然而至，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聘请了律师介入此事。
不久之后，一张法院的传票如期而至。随后，双方便在法院开始了预审程序。那是一个寒冷的2009年冬日，在登记护照与身份证件的过程中，法官不经意间发现我持有的是美国护照。他随即询问我是否保存有关于房屋开销的补偿记录。我坦诚地告知，我并无此类记录。于是，法官给了我一个半月的时间，以便我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
最终，在确凿无疑的证据面前，我与律师进行了深入商议，并决定直接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法院迟迟未能指定具体的评估公司。又经过三个月的等待，我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延误，竟是因为外交部计划对被告人的身份进行追加。
在预审阶段，便已明确我的身份——持有美国护照，且并无户籍信息。鉴于这一情况，对本人提起诉讼无疑是徒劳之举。因此，我们有必要补充并追加被告。我丈夫杨小平的户籍登记在51号，因此他亦应被列入被告名单。此外，我的母亲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的主任，为了便于办公，协会的注册地址也设在此处，因此，她也应一并被追加为被告。
直至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方告一段落，随后，法院通过公证摇号的方式选定了评估机构，这标志着评估工作的正式启动。
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案件再次被延期，累计耗时半年之久。最终，评估机构宣布维修总费用高达80万元，这一费用将由外交部承担。我对这一结果表示认同。至此，经过法院的调解，我与外交部关于“史家胡同51号”的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并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此次诉讼并非源于我对院落的眷恋，实则因为我毅然决然在未与外交部协商解决搬迁事宜之前，私自搬离了四合院。朋友们对此议论纷纷，普遍认为我轻易放弃了这栋条件优越的四合院。其中，一位精通房地产的朋友更是伸出两根手指，逐一向我列举了放弃这座住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不便。
“两亿，确定？”
实则，我常陷入沉思，搬离此地后，这个院子赠予我最为宝贵的财富，便是那些难以割舍的回忆，它们是无人能够剥夺的。我绝不愿成为那个赠送苹果的妇人，不愿为了换取一个四合院，而让我的心灵沦为一片荒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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